從2016年開始，中共便透過「軍機繞台」的方式對台灣的防空施加壓力。

有個家庭善用家裡的餐桌，晚上「作功課」時間到，關掉所有的電視、音樂，餐桌擺上一個簡單的十字隔板，爸媽和兩個孩子都在同一張桌子寫功課或閱讀，時間可以分兩段或三段，每段都有休息。結果，他很順利在第二年就通過了兩項關鍵考試。

學校的閱讀推廣也可以搭配課程主題，例如，國一生物課有演化論的單元，老師可以請學生上網找資料，整理出來給大家參考，Google在幾分鐘之內就可以列出許多關於演化論的書籍、漫畫、影片，甚至桌遊，如果這些都沒時間看，即使只是稍微讀一下維基百科關於演化論的說明，對學生在後續課堂中的專注力也有莫大的幫助。一般背景知識的充實不可能一蹴可幾，平常大人可以多和孩子討論他們可以理解的議題、協助養成閱讀的習慣、慎選電視節目。例如，六、七歲的兒童，可以用10分鐘專心寫功課或學習，再來是五分鐘的休息，再隨著年齡的增長，慢慢增加專心的時間。坐在圖書館裡未必就會專心念書，參加讀書會後，每星期有向夥伴口頭報告的義務，他就不得不好好念書。現代人要孩子（或自己）坐下來，專注讀書或工作兩三個鐘頭，本來就和大腦的天生功能不符。

3. 有結構的學習策略 以閱讀為例，能使用閱讀策略，兒童閱讀時會更有焦點、更能專注，他們可以把有限的注意力聚焦在文本最關鍵的特質上。一、使用策略提升專注力 1. 有結構的時間安排 唐鳳採「番茄鐘工作法」，讓自己在工作25分鐘後，暫停手邊事務，用五分鐘去做點雜事，回覆手機裡的訊息。雷震進入京都帝大時期，正是日本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的黃金時期，學界與知識界全力推動民主，希望日本能早日進入民主憲政常軌，以抑制正日益增長的少壯派軍人勢力，突破七百年來甚至於千餘年來軍人干政的局面（宋英，一九八九：六一）。

1918年底，雷震再次東渡日本，隔年才如願考取東京第一高校的公費生，直到1926年從京都帝大法學部畢業，可以說是在日本完成他的現代專業知識養成。雷震記得他小時候，有一次在母親面前也脫口說出「蠻子」，結果「母親翻了我一眼而現出生氣的樣子，我忽然明白起來，以後再不說『蠻子』了」（八：九八〜九九）。因為那讓許多旅日學生做出放棄學業的個人重大犧牲，但當時中國內部卻沒有足以對抗北洋政府的力量，光憑學生根本無力救國。文：邱家宜 萬山不許一溪奔：雷震 生長於浙江的「河南佬」 雷震於1897年生於浙江省長興縣的小農家庭。

1918年，他還在東京神保町類似補習班的「東亞預備學校」就讀，準備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中國學生公費名額。雷震受到國民黨東京支部的指使，「晝夜勸告留學生罷學返國」，自己當然也一起返國，放棄了原本在7月1日舉行的高等學校考試。

他是在初到日本不久時加入國民黨的。但來自「中原上邦」的這位教師，卻不論在人格或學問上均不值得學生尊敬，心狹量窄，對學生動輒打罵。回到家鄉後，又被北洋政府扣以「亂黨」罪名，必須四處逃避逮捕。……他們平時稱本地人為「蠻子」，平時談話總是「蠻子長」、「蠻子短」，而毫無忌諱，就可以想到他們內心上的高傲。

之前生長在歧視，並試圖隔絕本地文化的河南移民家族中的雷震，在進入以浙江本地學生佔大多數的公立中學後，卻因為無法流利的以本地話溝通，又遭到本地人歧視。1917年8月7日，時年21歲的雷震，在東京參加中國旅日人士為紀念袁世凱承認日本提出「二十一條」的國恥紀念日而舉辦的「國恥紀念會」後，由張繼與戴傳賢介紹加入國民黨（八 ：一九七）。他們認為河南是中原，中原的一切一切，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，才是合乎禮教的規範。從這些痛苦的經驗中，年幼的雷震體會到，移民浙江的河南人社群雖自我陶醉於其「上邦」文化，但實在看不出河南人哪一點比浙江人高尚。

在青年人愛國的熱血澎湃下，讓他開始了與國民黨政府的一生糾葛。（九：二三八） 對國民黨從參與到失望 雷震還在浙江讀中學的時候，受青年愛國心的驅策，於1915、16（民國4、5）年間就已經兩度參加反對日本二十一條，以及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學生運動（十：四○一〜四○五）。

四月間，北洋政府與日本簽訂《膠濟鐵路密約》，東京國民黨支部策動留日學生群起反對，繼而慫恿學生「罷學歸國」。負笈東瀛的心智鍛鍊 決定去日本讀書，是一個偶然的決定。

1916年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後，雷震因為聽說上海的大學英文程度很高，不敢投考，原想到杭州投考北京大學預科，沒想到抵達杭州時，已錯過當年北大的入學考試，一位同鄉金正容告訴他，從上海坐船去日本要比去北京便宜，留日還有機會考公費。雷震對現代政治學理的認識多來自於留日階段的苦學，當時他在所就讀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政治系，曾親炙好幾位望重士林的日本大學者。（《雷震全集》八：九八） 雷震的父親來自「中原上邦」，而母親在家族許多成員心中，卻是個浙江土生土長的「蠻子」。他的父親於太平天國之亂後，從被捻匪蹂躪過而窮困不堪的河南，南遷到因為洪楊之亂而「十村九空」的浙江湖州開墾荒地，勤勉刻苦而小有局面，河南籍元配去世後，再娶當地陳氏夫人，共育有子女四人，雷震為家中次男。雷震自陳，他後來面對加諸於自身的種種迫害，依然能堅持對自由民主的追求，除個人天賦個性之外，在京都大學法學部所受的3年紮實教育，也是相當重要的原因。前面已經提過，雷震很早（1917年）就在戴季陶（傳賢）、張繼的引介下於東京加入了國民黨，並一度積極響應國民黨發起的留日學生罷學回國運動。

……河南遷來的人，儘管都是一些「老粗」和「目不識丁」之輩，但他們自視甚高，認為江浙地方乃蠻荒鄙野之地，老百姓不大懂得中原上國的規矩。雷震的父親如同許多其他河南移民，不願讓子弟屈就「南蠻鴃舌」，執意多花錢從河南聘請一位遠親擔任兒子的啟蒙教師（八：一○○）。

家境只是小康的雷震，遂改變主意，決定東渡日本求學。雖然也有像山本美越乃之類，鼓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流夾在其間，但1933年，京都大學發生「瀧川教授事件」，法學部全體正、副教授為抗議日本政府進行思想檢查而集體辭職（九：二三三），顯見當時日本學術界仍拒絕與軍部同流。

父母親這種自許來自「中原上邦」的河南移民，與被其視為低等土著的浙江在地女子的婚配，讓雷震在童蒙時期便經歷了不同族群文化衝突的場景。由於他的河南人家庭與河南人塾師從不講本地話，使他在上中學之後，又與浙江本地老師、同學間產生學習與溝通上的問題，顯得適應不良

從這些痛苦的經驗中，年幼的雷震體會到，移民浙江的河南人社群雖自我陶醉於其「上邦」文化，但實在看不出河南人哪一點比浙江人高尚。1917年8月7日，時年21歲的雷震，在東京參加中國旅日人士為紀念袁世凱承認日本提出「二十一條」的國恥紀念日而舉辦的「國恥紀念會」後，由張繼與戴傳賢介紹加入國民黨（八 ：一九七）。……他們平時稱本地人為「蠻子」，平時談話總是「蠻子長」、「蠻子短」，而毫無忌諱，就可以想到他們內心上的高傲。回國後曾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總務司長、國民參政會副秘書長、政治協商會議秘書長、行政院政務委員、制憲國民大會副秘書長、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務，1949年到台灣後，還曾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、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考核設計委員會委員，對黨務、政務都積極參與。

由於雷震的母親自十九歲嫁入雷家起，即不斷受到婆家妯娌的歧視： 所以，逢到本家或親戚家的婚壽喜慶，非經對方一再邀請，她絕不前往，惟恐聽到許多閒話或受到歧視，或譏她不懂中原的規矩，而傷了自尊心。前面已經提過，雷震很早（1917年）就在戴季陶（傳賢）、張繼的引介下於東京加入了國民黨，並一度積極響應國民黨發起的留日學生罷學回國運動。

因為那讓許多旅日學生做出放棄學業的個人重大犧牲，但當時中國內部卻沒有足以對抗北洋政府的力量，光憑學生根本無力救國。父母親這種自許來自「中原上邦」的河南移民，與被其視為低等土著的浙江在地女子的婚配，讓雷震在童蒙時期便經歷了不同族群文化衝突的場景。

文：邱家宜 萬山不許一溪奔：雷震 生長於浙江的「河南佬」 雷震於1897年生於浙江省長興縣的小農家庭。之前生長在歧視，並試圖隔絕本地文化的河南移民家族中的雷震，在進入以浙江本地學生佔大多數的公立中學後，卻因為無法流利的以本地話溝通，又遭到本地人歧視。

由於他的河南人家庭與河南人塾師從不講本地話，使他在上中學之後，又與浙江本地老師、同學間產生學習與溝通上的問題，顯得適應不良。雷震對現代政治學理的認識多來自於留日階段的苦學，當時他在所就讀的京都大學法學部政治系，曾親炙好幾位望重士林的日本大學者。回到家鄉後，又被北洋政府扣以「亂黨」罪名，必須四處逃避逮捕。他們認為河南是中原，中原的一切一切，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，才是合乎禮教的規範。

雷震受到國民黨東京支部的指使，「晝夜勸告留學生罷學返國」，自己當然也一起返國，放棄了原本在7月1日舉行的高等學校考試。（《雷震全集》八：九八） 雷震的父親來自「中原上邦」，而母親在家族許多成員心中，卻是個浙江土生土長的「蠻子」。

雖然也有像山本美越乃之類，鼓吹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流夾在其間，但1933年，京都大學發生「瀧川教授事件」，法學部全體正、副教授為抗議日本政府進行思想檢查而集體辭職（九：二三三），顯見當時日本學術界仍拒絕與軍部同流。1918年，他還在東京神保町類似補習班的「東亞預備學校」就讀，準備投考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中國學生公費名額。

雷震的父親如同許多其他河南移民，不願讓子弟屈就「南蠻鴃舌」，執意多花錢從河南聘請一位遠親擔任兒子的啟蒙教師（八：一○○）。1916年浙江省立第三中學畢業後，雷震因為聽說上海的大學英文程度很高，不敢投考，原想到杭州投考北京大學預科，沒想到抵達杭州時，已錯過當年北大的入學考試，一位同鄉金正容告訴他，從上海坐船去日本要比去北京便宜，留日還有機會考公費。